任上好莱坞明星热衷跨界政务李奥纳多投身环保蓝弘钦宜春鲍勃迪伦杜丽莎飞颖

好莱坞明星热衷“跨界”政务 李奥纳多投身环保

2016年1月14日，好莱坞，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揭晓了提名名艾薇儿单。

去年巴黎气候大会上，李奥纳多在满室的政要面前演讲，呼吁官员切实拿出行动减排。

简·方达走红毯。（资料图片）

前不久结束的美国影视金球奖上，李奥纳多·迪卡普里奥凭借《荒野猎人》第三次勇夺影帝。他在致辞中特意提到：“把这个奖项献给所有原住民，《荒野猎人》也展现了世界的这一面。”这让更多人知道李奥纳多另一个身份：环境保护活动家。

事实上，且不论里根、施瓦辛格等成功进军政坛的前辈，热心公益、政务甚至管事管到国外的好莱坞明星不在少数。他们“跨界”功过争论不断。凭着巨大的影响力和雄厚的财力，明星们真能改变世界吗？

专题文字/黄茜

李奥纳多·迪卡普里奥：

投身环保

获颁“和平使者”

李奥纳多·迪卡普里奥有三件事特别出名：始终与奥斯卡奖失之交臂，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换女友，热心环保事业。

去年巴黎气候大会上，李奥纳多在满室的政要面前演讲，呼吁官员切实拿出行动减排。“领袖们可以选择懦弱、因恐惧而裹足不前，也可以勇敢、大胆地起身领导大局，（在气候大会后）带着能拯救地球的计划回国。”

他名下的“迪卡普里奥基金会”侧重四个领域开展工作，分别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海洋保育，野地保育以及气候变化。

为了做环保，“小李子”出钱出力大方。去年7月，他的基金会年度筹款晚宴共募集4亿美元善款，全部投入野地保育。2014年，他名下基金会向世界海洋保护组织“Oceana”捐助300万美元，用于保护鲨鱼的栖息地；当年5月，该基金会拨款100万美元给大象危机基金，用于制止偷猎象牙贸易；7月，他在南法度假期间主持LDF慈善晚宴，筹款超2500万美元，保护地球上最后的原始地域。

李奥纳多位于纽约巴特雷公园城的公寓就是“环保公寓”，而他开的车是丰田混合动力车Prius以及一款菲斯克电动车。媒体多次拍到他在纽约骑自行车出行。为表彰李奥纳多所做的贡献，2014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他为关注气候变化的“和平使者”。

简·方达：

美国越战老兵“痛恨”的“河内简”

年近八旬的美国巨星简·方达，是名符其实的传奇女性。她曾两次获奥斯卡影后，嫁过的三任丈5是加快对塑料助剂和填料的无毒、低烟、低腐蚀、无菌、无重金属性能的研发夫分别是知名导演、政客和传媒巨头，她独创的健身操曾风靡全球。如今她独自生活，热衷于慈善事业，特别是教导未成年少女避孕，大量捐款给生殖健康和性教育研究。

尽管现在看上去“岁月静好”，但简·方达曾一度被称为“全美最被人憎恨的女人”，甚至被批评为“叛国贼”。原因就是她越战期间对越南的访问。

1972年，简·方达孤身乘前苏联飞机前往“敌人阵地”河内，巡视被炸的平民地区，探访挤满伤者的医院，并坐在用做攻击美军飞机的高射炮台上拍摄照片，宣扬反战。这幅照片在美国引起巨大轰动。她在越南演讲，抨击美国政府的侵略行为。这些举动令她得到“河内简”的称号，美国越战退伍军人至今对黄泆潼她恨济南实验机厂钢丝液压万能实验机项目检测方法之入骨。

时隔多年后，简·方达在《60分钟》中反思自己的越南之行：“这可能是我做过最糟糕的一件事；当时完全未经过思考。我会带着懊悔直至去世，不论是简·方达、芭芭丽娜（她饰演的著名角色）、亨利·方达的女儿，还是普通女人，坐在敌人的高射炮上便是背叛了国家。”不过，她对反战立场决不退让。《60分钟》主持人问她，越战结束30年后，当再听到针对她的愤怒声音时，是否感到伤心？她说：“我会难过，因为这是错误的怒气。我明白到自己是一支发光棒，亦知道他们愤怒原因所在。”

争议

不断

“跨界”公共事务

“明星效应”是双刃剑

好莱坞影视明星投身公共事务，看上去似乎是件“双赢”的事情。

对明星而言，塑造热心公益、富有感的“高大上”形象，能为事业加分。同时，明星有钱也有影响力，捐赠、筹款能力惊人；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一句倡议，引起的关注常胜过公益组织的奔走呼号。正因如此，近年来越来越多明星热衷公益，不少公益组织邀请明星担任“亲善大使”或“代言人”。

当然，“明星效应”也是双刃剑。无论对明星而言，还是对他们事业来说，巨大的影响力可能带来更大风险，并导致负面效应。

首先，对明星而言，是否对自己倡导的理念身体力行，将受到更严格审视，一不小心可能“弄巧成拙”。

比如，热衷环保的李奥纳多，就曾被媒体批陈林评言行不一。2014年9月《每日邮报》称，当年9个月内，“小李子”至少搭乘过20次私人飞谈芳兵机，去滑雪度假、宣传电影、观看世界杯。这些还只是他暴露于公众眼前的出行。

并终究提高材料性能 私人飞机的碳排放量远高于商业客机，一些数据表明，两者差距高达37倍！报道也指出，即使李奥纳多的所有旅行都改乘商务飞机，仅2014年以来，他在全球足迹导致的碳排放量，至少也超过一个普通美国人一整年碳排放的2倍之多。

其次，在很多公共议题上，明星的认知缺乏专业性，他们的言行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力。因此，他们的错误后果可能会成倍放大。 在美国，一直有舆论质疑明星的“跨界”行为，认为应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例如，对乔治·克鲁尼在南苏丹的卫星监视项目，纽约大学的伊斯特里教授就认为：“政治活动为什么需要明星充当外交角色？这就像让受训过的演员或摇滚乐手修理核电站一样荒谬”。

最后，对公益事业而言，如果与明星“走得太近”，就可能因明星负面受到连带伤害。国内外都曾发生过明星丑闻，导致其代言或大力支持的公益事业蒙羞。客观来说，明星个人的负面，不代表其代言的公益事业有污点，但从公关的角度看，确实存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风险。